监利沉船救援队员自述:来,请让我送你回家

时间:2015-07-06 20:48:16作者:大监利网

 曾尟枚(戴口罩者)在救援现场

曾尟枚(戴口罩者)在救援现场

—— 一个监利沉船救援队员的自述
  我们38人医疗队是6月2日早晨8点从武汉出发的,中午11点半到了监利,直接去了沉船现场。“东方之星”只有船底露在江面上。因为太狭小,只让我们上去4个人。最后,我和周赤龙院长、普外科的张翌医生和耳鼻喉科的阳光医生由海事船送到了上面。
  尽管脚下只看到滚滚的江水,但我仍满怀希望,因为他们告诉我,船上探测到了生命迹象。
  下午3点多,得到水下通知,有一个被救者要浮出来了。我们4人奔到水边,尽可能地靠近那根潜水的绳子。黑色的潜水罩一露出水面,周院长和张医生就弯下腰,将获救者从水里抱上来。
  那人满身黑油,眼神惊恐,剧烈寒战,是个年轻人。周院长轻轻告诉他:“你获救了,上岸了!”
  我们用被子把他包住,用手抚着他露在被子外的脸和手,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。
  后来我得知,他叫陈书涵,是船上21岁的加油工。
  陈书涵无疑鼓舞了我们。只要有潜水员抱人出水,我们就冲上前,把人从水里抱出来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他的脉搏。
  从2日晚上到3日早晨,潜水员抱出来的人越来越多,我们一个一个摸过去,却没有一个有脉搏跳动。我多么希望,每一个抱上来的人,都有脉搏跳动……
  为了保护逝者的尊严,我们小心地把他们睁着的眼睛、张开的嘴巴轻轻合上,把他们被江水卷起的衣服拉整齐。衣服被冲走的,就用被单给盖上。

 

战士们小心翼翼托起遇难者遗体

战士们小心翼翼托起遇难者遗体

你安静地睡吧,
  让我把你送到亲人身边
  6月5日,“东方之星”扶正出水,武警部队对船舱进行了破拆。下午,我们穿好密不透风的防护服,在江堤上待命。当晚9点20分,我们医疗救护队员被编入舟桥旅搜救队伍,上船清理搬运遇难者遗体。
  船上像水帘洞,江底的污泥、渣滓、污水一起往下掉。地面上,破拆后的玻璃、长长杵着的铁钉、铁片、木屑到处都是。
  每个搜救小组有2名医疗队员和6名舟桥旅的官兵。每发现一具遇难者的遗体,我们医疗队员总是本能地伸出手去摸他的脉搏,明知道这样做是徒劳的,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。
  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遗体,肿胀得厉害,皮肤极易破损。官兵们先是将遗体周围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,再轻轻地将遗体抬出来,放到白布上,裹好后,装进整理袋。
  遇难者的遗体绝对不能拖,只能抬。官兵们先是2个人抬,很快就增加到4个人、6个人,他们抬着遗体,小心地穿行在狭窄湿滑的过道和楼梯。那些卡在床架间、柜子间的遗体,官兵们怕他们再次受到伤害,就用自己的身体去顶开或撑起柜和床,再慢慢把遗体抱出来。绝大部分的遇难者遗体都是在船上找到的。
  在船的下游,舟桥旅用门桥在300米处、500米处、700米处设置了三道拦截网,18只冲锋舟在三道拦截网中游弋。每看到一个遇难者的遗体,官兵们就会喊:“医生,医生,这里有一个。”这些年轻人,真是心细啊,在驶向遗体时,他们不断地调整着冲锋舟。他们告诉我,不能直直地冲过去,那样会撞到人家的!他们总是小心地将冲锋舟调整到与遗体平行的位置。
  打捞工具前面有钩,但怕伤到遇难者的皮肤,只是小心地钩住他们露在水面的衣服,慢慢往回拉。钩不住的,一个队员站在船沿上,向水里探去,后面一个队员就拉着他的衣服。
  我们只有一个念头,尽快把他们带出水面,让他们完整地平安地回家。我们幻想着,我们是把睡着的他们送回家,送到他们的亲人身边。
  6月7日下午,靠近700米拦截网处发现了一具遗体,我们赶过去。这是我们撤离前搜寻到的最后一具遗体。他双手大大张开着,像是要拥抱家人,又像是在向家人求救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哭了,我默默地对他说:“您就把我们当您的亲人吧!”

舟桥旅官兵正驾船在江面上执行救援任务

舟桥旅官兵正驾船在江面上执行救援任务

我的那些年轻战友
  没有一个听我的
  作为惟一在沉船现场的医疗队,我们还有一个任务,就是广大救援官兵伤病的救治工作。
  最开始两天,我们接诊最多的是潜水员,划伤、撞伤,他们无人能幸免。事故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里,他们频繁地上浮下潜,不分昼夜,不知疲惫。
  6月5日下午,我们和舟桥旅的官兵就穿好了防护服,准备登上“东方之星”。防护服穿脱不便,为了不解大小便,官兵从这时起就粒米不进,滴水不沾了。
  6月5日晚9点20分登船时,他们尽管疲惫,但步伐是整齐有力的。第二天下午,遗体基本清理完毕,接着他们就开始清理遗物和垃圾。7日下午,我再见到他们回来时,体力透支、极度疲劳的他们,个个都叉开腿走路。
  从6月2日一早赶赴现场起,他们就是身上一套作战服,没洗过脸、没刷过牙、没冲过澡、没换过衣服。汗水在防护服里不能出来,官兵们身上闷出的痱子都化了脓,烧了裆。我给他们涂药,让他们如果不舒服一定要撤下来休息,但没有一个人听我的。
  来我们医疗点的官兵,有的被钉子扎伤了脚,有的被划伤了手,有的被撞破了头,处理一下,又转身跑向现场。
  一个小战士,因感染,右眼肿得看不见了。我问他:“孩子,你今年多大?”他说他1997年出生的。我叮嘱他:“你要休息!”他说:“没事!”转身就跑了。
  在监利沉船救援现场,满是穿着绿色作战服、橙色救生衣、白色隔离服的人,其实他们是同一种人——军人。
  我的采访对象——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曾尟枚,就是这群军人中的一员。
  尽管离沉船事故已过去了好几天,但在两天的采访中,我们轻轻的交谈频繁地被她的恸哭打断。
  她伏在桌面上,压抑着声音,呜呜地哭。我握着她被泪水打湿的右手,她的左手在桌面上痛苦地抓挠:“全都是他们!全都是!我们无法救活他们!”
  干了20多年的工作,曾尟枚参加过无数次抢救:“每救一个人,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。”
  但这次不一样,“我无法挽救他们,顷刻间,船倒扣,我们再无法挽救他们!”她有深深的挫败感,“在灾难面前,我们无能为力,那就照顾好他们的最后一程!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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